神像複製的年代──《牆之魘》   
鍾岳明(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四年級)


電影開始,一牆的距離拉開了擁擠的人間與孤獨的煉獄,一邊是歡愉的婚嫁喜慶,一邊是孤寂的與日俱增。一牆之隔也區隔了「可見」與「不見」,「可見」的是牆外的阿義,他可以存在於光天化日,可以被牆內之人窺見,可以被政府監視,也可看見不滅的革命希望;「不見」的是牆內的木村,他不見天日也不能被他人所見,於是,理想也漸漸「不見」……



《牆之魘》是一則辛辣的政治寓言,藉由「神像」來諷古喻今。被阿義供奉在牆後的是木村先生,是他心中理想與熱情的寄託,是他茍活於世的目的,然而這尊「神像」其實是墮落的泥偶,是肉身做成的「人」。相較於這尊「人像」,殘暴的政府官員形象映射出白色恐怖時代背後另有一尊遙不可及的「神像」-「蔣公」。這兩尊神像都因為身上烙印的「理想」而被盲目地供奉,然而這種「理想」卻是可議的,它們是意識形態的產物。
 
阿圖塞(L. Althusser)的意識形態理論,提出意識形態的「召喚」功能,揭示出主體(個人)與大寫主體(國家)間的「想像關係」,原來革命的「理想」已經變成阿義的想像物。切斷與現實的聯繫,木村先生只不過是個被阿義的想像拱進神殿(牆)中的人。既然是人不是神,他還要「做人」。於是,兒女私情與國家大事變成了荒腔走板的複調卡農,阿義對兩人越軌行為的容忍,終讓阿貞羞愧、讓木村崩潰。
 
當「理想」僵化成一種「口號」時,國家機器趁虛而入,團結的熱情被撕裂成掌權者對愚民的掌控。於是,「理想」的想像提供「神像」對「供養者」一再殘暴玷污的「藉口」,不僅是阿義可以連妻兒也一併奉獻(為了社會主義革命),同時也提供政府官員邪惡的合理性(為了反共抗俄,清除異己)。這些荒謬無比的連續劇情,迫使我們反思現實生活中的歹戲拖棚,政治揭露出人民慣有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病徵。一方面我們需要可見的「神像」來維持熱情,另一方面「神像」的光芒也遮掩了我們不見卻又無處不在的「權力關係」。
 
「理想」的幻滅與墮落造就片尾一連串魔幻寫實的「閃回」(flaskback)敘事,這段精彩高潮讓作為威權神話的直線敘事,潰散成精神分裂症式的片段倒敘。阿義的精神分裂取代木村而成為「神像」,兩人月下談論革命理想時,「木村」回過頭來(其實是阿義)與阿義產生魔幻的孿生影像,似是提示著「神像」的可複製性,也就消解了「神像」的權威,同時顛覆意識形態,在驚顫的快感中回應著持續「造神」的當代政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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